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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军看能力管理之七:联合作战计划与执行

美军的联合作战行动是作战计划、联合训练和作战指挥的有机结合。冷战结束以来,美军多次应对地区危机,反应非常快,到了就能打,打了就能赢。从联合作战体制机制上分析,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三条:

第一,联合作战计划制定机制提供了基本现成的作战计划。美国是世界各国中作战计划最多、最完备的国家,它在凡是认为有可能危及美国安全利益的地区,都制定有针对特定国家、应对特定情况的作战计划。一旦危机发生,迅速对这些计划进行选择、修改和扩充,周密计划就变成了危机行动计划。而美国最高当局一旦决定发动战争,这个危机行动计划在修改后就变成了“作战命令”。美军近年来实施的局部战争,无一不是依据基本现成的作战计划进行的。例如,1989年12月20日美军出兵巴拿马,主要依据的是“蓝勺行动”作战计划。1991年1月17日美军发动海湾战争,主要依据的是“1002保卫阿拉伯半岛”作战计划。2003年3月20日美军发动伊拉克战争,主要依据的是“1003东方大规模战区战争”作战计划。

第二,部队平时经常以联合作战计划为蓝本进行实战演练。美军每年要举行数百次大型军事演习,其基本依据就是联合作战计划。一方面通过演习,检验作战计划的可行性,为作战计划的修改和完善提供依据。另一方面通过演习,让部队熟悉作战计划,提高部队战备和训练的针对性,提高军兵种部队相互协调配合的能力。这样当战争爆发时,部队上了战场就不会感到陌生,因为战场上发生的,极有可能就是他们在平时的演习中多次演练过的。

第三,战时受援联合司令部司令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可有效调动各种资源用于作战行动。这种权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国家指挥当局授权。由总统和国防部长两位文官组成的国家指挥当局,战时通常把作战指挥权下放给联合司令部司令。二是军种参谋长不会与联合司令部司令争权。美国军政军令分开的体制剥夺了军种参谋长的作战指挥权,军种只有提供兵力的责任。三是受援司令部和支援司令部关系的确定,使战区联合司令部司令的权力进一步增大。美军规定,支援司令部有责任支援受援司令部,这意味着战区外的其余九个联合司令部都是受援联合司令部的支援者。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受援联合司令部司令有权调动全军的资源实施战争。

7.1 周密计划与危机行动计划

美军联合作战计划覆盖联合作战行动的全过程,通常包括行动环境塑造、威慑、夺取战场主动权、占据并保持优势、稳定局势和行动环境以及作为行动最后阶段的民事权力移交。为对任何危机都尽可能做出有准备的反应,美军将联合作战计划分为两大类,即和平时期的“周密计划”(Deliberate Plans)和危机时期的“危机行动计划”(Crisis Action Plans)。

图1 联合作战计划的种类

(1)周密计划 所谓周密计划,是指在和平时期根据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对全球与地区态势的判断,为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预先制定的作战计划。周密计划以对特定冲突的预测为基础,以一系列军事与政治假设为依据,主要由参联会联合参谋部和联合作战司令部的计划与作战部门负责制定。周密计划制定过程是一个组织严密、协调充分、有条不紊、按部就班的过程,往往耗时数月甚至数年。周密计划有严格的格式和繁琐的程序,在制定和修改计划的过程中,计划与执行部门的指挥与参谋人员充分参与其中,进行交流与互动,由此熟悉未来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了解美军的应对措施与行动。周密计划在大多数情况下仅是未来实际战争或军事行动中实施的作战计划的基础文件,危机发生时,还要根据客观实际情况,对周密计划迅速进行选择、修改和扩充。从某种意义上讲,周密计划的价值并不体现在该计划的详尽程度和预测的准确性上,而是体现在它能为将来的危机行动计划提供一个扎实可用的参考蓝本。

制定周密计划通常产生三种计划成品:作战计划、简式作战计划和职能计划。作战计划是一个完整详细的计划,包括对作战构想的详尽描述及全部附录和附件。作战计划中要明确说明执行计划需要的各种兵力、能力和其他资源,以及部署顺序和到达战区的时间要求。作战计划中最重要和难以完成的部分是“分阶段兵力部署数据表”(TPFDD),该表列出美军部队和作战能力的详细部署和调动计划。简式作战计划是一个简要的作战计划,在成为作战计划、战役计划和作战命令前还要进行大幅度扩充和修改。简式作战计划分为带“分阶段兵力部署数据表”和不带该表的两种形式。不带“分阶段兵力部署数据表”的简式作战计划只包括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的战略构想和该司令认为有必要包含的若干附件与附录,带有“分阶段兵力部署数据表”的简式作战计划包含有分阶段部署兵力的更详细的计划。职能计划指在和平时期和非敌对环境中为非战争军事行动制定的计划。此外,周密计划还包括有对该作战计划负有支援任务的各支援部门的支援计划。

审查周密计划有三条标准:充分性、可行性和可接受性。充分性要求作战司令部司令的战略构想能涵盖参联会主席下达任务的全领域,并能有效完成任务。可行性要求计划能够充分利用指定资源,在规定的时间内实现任务目标。可接受性要求计划能够平衡代价与效益的关系,利用现有资源完成任务,而不致造成额外的人员、装备、物资、时间和空间的耗费。

周密计划的主要特点: 周密计划并非危机爆发时才制定,而是平时基于对美国利益有重大影响、发生几率较高的危机情况而制定的; 周密计划制定是一个不断反馈、重复修订的过程,使计划最大限度地主动适应环境的变化并尽量贴近现实作战需要; 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及时制定新的作战计划; 周密计划通常作为美军演习的蓝本,提高了部队战备和训练的针对性。

(2)危机行动计划危机行动计划指根据当前危机的发展,在时间紧迫和情况紧急的情况下制定的作战计划。危机计划的基础是周密计划,当出现紧急情况时,周密计划为联合作战司令部、下属军种组成司令部、各军种和支援司令部与机构迅速制定战役计划提供了一个基础扎实、协调充分、数据详尽的参照计划。美国国防部1991年提交国会的有关海湾战争的最终报告指出:“与所有的计划一样,我们必须根据此次危机的特殊情况对计划进行修改,但 修改一个基本计划要比从零开始容易得多 。”制定危机行动计划的程序和方法与周密计划基本相同,但对格式和程序的要求更灵活,对特定实际情况的针对性更强,对时效的要求更高。可以把制定危机行动计划的过程看作是压缩了的周密计划制定过程。

危机行动计划方式的计划成品有战役计划和作战命令两种。作战计划、简式作战计划和职能计划等周密计划的成品经过危机行动计划的再加工和再处理,成为战役计划和作战命令。战役计划说明如何在时间、空间以及目的上筹划一系列大规模联合作战行动,以达成战略目标,由战区司令部司令负责制定。作战命令是美军联合作战计划制定过程中的最后成品,是根据修改现有作战计划和扩充简式作战计划向战区司令部或下属司令部与部队下达的实施作战行动的命令。在没有周密计划的情况下,则根据危机行动计划方式临时制定的作战计划拟制作战命令。作战命令包含有主要兵力表、在目标地域实施作战的指示及支援作战行动的后勤与行政计划。与周密计划相比,危机行动计划程序简便灵活,工作周期大大缩短,制定程序要服从作战的时效要求。

7.2 作战计划的执行和更新

按照美军正常的程序,一项作战指令通常要按照总统—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家军事指挥中心)—各联合作战司令部—前线作战部队指挥所—各级作战部队的程序逐级下达。总统和国防部长只决定“打不打”和“为什么要打”等根本性问题,至于“如何打”则由各联合作战司令部决定。这种指挥方式使得各级指挥官最大限度地拥有作战决策权。由此可以看出,美军的国防部和各联合作战司令部在军事体制中发挥着中枢和躯干的作用,制定作战计划和战争预案也主要由这两级部门完成。在五角大楼和美军的各联合作战司令部中专门设有负责作战计划的部门“G—5”,这一部门与作战部门、情报部门、人事部门属于同一等级,直接向各级的司令官负责。

美军目前已经具备了“全球力量,全球到达”的能力,设有5个地区联合作战司令部,负责全球范围内的防务。一般来说,与各自辖区内相关国家的作战计划,由相应的地区司令部负责初拟。在拟订作战计划时,美军需要对相关国家进行详细的侦察,以获得必需的情报。这些情报的范围一般包括这一国家的军事实力、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地形地貌、水文气象等基本情况,以及这一国家的战争潜力、动员能力、民心士气等战略性情况。在掌握这些情报的基础上,美军根据可投入战斗的自身实力,制定出相应的预案。

在这些预案初步拟订之后,地区联合作战司令部需将其上报给参联会和五角大楼审定。五角大楼根据所掌握的相关国家的战略性情报(这些情报大多通过间谍卫星和非军方情报人员获得,因而地区联合司令部可能并不知情),结合美国武装部队的总体结构和总体力量,对上报来的作战计划进行进一步的修改,主要是根据战时各军兵种、各地区联合司令部之间的相互支援情况进行调整和完善。一般说来,大部分的作战计划经国防部长和参联会主席签署后,就可下发给相关部队了。

作战计划不断被修正、演练 并不是说作战计划一经形成之后就束之高阁了,美军会根据局势的发展变化,不断对其进行修正和调整。比如美韩联合部队司令部针对朝鲜半岛的5027作战计划,最早制定于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1994年,美军太平洋总部根据冷战结束后的新形势,对该计划进行了首次重大修改。根据这一计划,一旦朝鲜半岛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美国将立即向朝鲜半岛增兵以支援韩国。担负增援任务的美军各部以及抵达朝鲜半岛的具体时间都赫然列在5027作战计划中。根据美国与韩国政府签署的绝密协议,这一作战计划每两年就要更新一次,至今已经修改了6次,每次修改都删去了不少不适应形势的内容,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

美军的作战计划制定以后,还需要经常通过演习对其进行检验。比如,在伊拉克战争之前多年,美军就制定了多套对伊作战方案。战争爆发前半年更是频繁举行军事演习,对这些方案进行检验。据不完全统计,人数在万人以上的大型演习就进行了4次。随后又先后进行了多次实战演习:海军陆战队在科威特沿岸地区进行了两栖登陆演习;美军在捷克和德国军队的配合下进行了反生化武器演习,与以、土等国举行了海上搜救演习;2002年12月7日,美中央司令部在卡塔尔举行了由总司令指挥的参谋指挥人员为期10天的“内窥”电脑模拟演习。这些演习及时地发现了作战计划中的漏洞和薄弱环节,为作战起到了很好的“磨刀”作用。

作战计划逐渐“模糊化” 美国的作战计划进一步朝“模糊化”与“不确定性”方向发展。以前,五角大楼的作战原则是强调“可预见性”和“高度秩序”,在军队采取行动前,必须制定详细的计划和日程安排,尤其喜欢“事无巨细,统统包括”。不过拉姆斯菲尔德更为大胆开放,他根据反恐战争行动需要,特别提出了军队要保持“灵活”和“创新”的主张。他大力推广“行动中心战”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从前战争以计划为中心,战前制定好详细的作战计划,作战中根据战场实际情况修改计划,这样大大降低了军方的作战效能;信息时代的战争应以行动为中心,虽然仍旧需要作战计划,但指挥官和士兵能实时实地看见战场,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准确度修改作战计划。此举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美军高级将领所接受,并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初露锋芒”。

后记: 这不是一份完整的材料(其中有部分资料甚至不是最新的),只是对美军军事能力管理学习过程中的资料整理,未来可能会持续更新这份资料。事实上,应急能力、业务连续性能力和军事能力都是组织能力(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但国内外完整、全面阐述组织能力的材料很少,如果这些材料能有助于理解和管理组织能力,那这份整编材料就发挥了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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